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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重建社会,克制社会恐惧症

浏览次数:107 时间:2019-05-18

进入专题: 社会重建  

进入专题: 社会恐惧症  

进入专题: 中国2014改革升挡  

郭于华 (进入专栏)  

郭于华 (进入专栏)  

郭于华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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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4 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下称课题组)发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报告指现有的维稳思路和工作方式不足以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提出〝必须彻底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维,把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作为同等重要的双重目标,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引知识界和媒体的热烈讨论。

  这里所讨论的社会恐惧症状不是一般心理学或精神医学意义上的“社会恐惧症”——社交恐惧与焦虑,指与他人交流和相处的障碍,而是指对主体性社会的恐惧、怀疑,将其视作具有破坏性的威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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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以清华社会系孙立平、郭于华、沈原、晋军等,再加上政法大学应星和毕向阳、北京大学周飞舟所组成的课题组,发表了《走向社会重建之路》,为直面当下社会矛盾和出路的系列报告之二。报告开编就指出,中国经过了三十年市场化改革,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理结构以应对这种挑战。报告提出只有〝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三者相辅相成,互补不足,,而非〝造就一种更强大的权力来包打天下〞,才能达致更有成效的治理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恐惧症”,即对独立于市场和政府权力之外的主体性社会的恐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培育、建设和发展主体性社会的拒斥。

   刚刚出版的《中国2014改革升挡》一书,及时而郑重地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角度发出了改革建言,所涉及领域更是包括了土地、财税、金融、城市化、司法、社会保障、教育、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南风窗》特约记者卢思骋于共和国六十一岁当日,访问了课题组的郭于华教援。

  

   年前北风乍起的初冬时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强劲的改革之声,对许多人来说如同寒潮中的一股暖流。其主旋律表达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我们究竟惧怕什么?

   随后各种解读、分析、概括、亮点纷纷涌现,如本书序言所指:“普遍的评价是超乎预期。至此,全面深化改革已成社会基本共识,改革新征程已有顶层设计。然而,具体到改革的各个领域、层次、板块,具体到改革的策略与方法,则在许多情境下争议犹存,凝聚共识将是动态过程。鉴于既往改革路阻且长,当前坚冰难破。” 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秦晖在本书中的经典一问:“中国特色的改革”,还是通过改革改掉某些“中国特色”?

  《南风窗》:当前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深刻,执政党近年做出许多努力,致力构建和谐社会。但是我们观察到,这种努力有时却吊詭地陷入一种〝维稳,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个别一些地方本末倒置,〝维稳〞反客为主,变成目的,〝和谐〞成为动词,化作手段。课题组如何解读这个现象?

  

   我们在随后展开的各领域改革倡导中,不时能看到一方面强调改革,一方面强调坚持的“改革”话语;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改革是求变,坚持是不变,此二者相互矛盾,就难免互相撕扯,左右为难。无论如何,理解、解释这次改革,关键在于要让人们明了称为新改革或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什么,道路如何走,特别是改革大计与普通人民的生计、生活有什么关系;这就需要对改革本质的理解。

  郭于华:课题组的第一份报告,主要讨论这种传统维稳思路,实际上把社会稳定与民众的正当诉求和利益表达对立起来,维稳变相压制了民众的正当利益表达,〝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就这样形成。因此,我们报告的核心观点,就是把维护社会稳定和使人民有正当的利益表达两者一致起来,所以提出〝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的建议,这里面要维的权,当然指的是合法的权益。

  社会恐惧症与社交恐惧症虽非一事,但却有类似的心理机制,都是将尚不存在或可能发生的事物妖魔化,预设为洪水猛兽,想象其导致可怕的后果。社会恐惧症是将社会本身妖魔化,而其悖谬在于,人本来是社会性动物,离开社会关系网与正常的社会生活人无法作为人而生存。举例来说,发生在富士康的十几起青年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和出现在不同地区的丧心病狂的屠童案,都与社会性的丧失不无关系:前者是在半军事化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控制下,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孤独、冷漠、脆弱的原子化个体,在资本与权力双重压迫下走投无路而选择轻生;后者则是因缺失正常社会生活与社会支持而形成反社会人格、并以极端暴力报负社会的恶性事件。既然社会生活对于人类不可或缺,我们却如同中邪一般地惧怕社会又是为何呢?对此可以从权力和公众两个面向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理解。

   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式,让社会有一个正当的机制,容许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现时的问题在于强者太强,弱者太弱,没法博弈,社会根本没有这个机制。其实中国人是特别讲道理的老百姓,没有人愿意用血腥极端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凡是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都是老百姓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而且,当他无法去报复伤害他的施害者时,只能指向更弱的人。

  统治权力自视为无所不能、能处不在的力量,试图包打天下,是造成社会羸弱和社会恐惧症的首要原因,对此可以从社会治理的历史过程来看。1949年以后,我国在应对近代以来总体性危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这样的总体性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来的。除了资源垄断制度之外,在组织结构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城市中的单位制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通过这两种基本制度,国家不但将全体社会成员高度地组织起来,而且通过这两种垄断性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与服务的分配组织,造成单位和公社的成员在多方面严重地依赖于组织亦即对国家的依附。与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同样重要的是户籍制和主副食品的配给制度,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户籍制度中获得了一个合法的身份,才能成为城市中的某个单位中的一员或是农村中的某个人民公社的一员。而如果丧失了这种由户籍制所赋予的合法身份,人们将无法接近由国家所控制、由单位或人民公社来具体分配的那些机会和资源。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

   显然,二次改革依然严格限定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如全会公报所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对社会的总体性控制,消除任何带有独立倾向的社会力量就成为必然。1949年以后,对宗族、民间信仰及秘密会社的打击和取缔,摧毁了民间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和力量。土地改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时也将其掌握的资源转移到国家手中。包括反右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刚刚开始形成的一点独立性荡然无存。在另一方面,则将各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等形式吸纳到体制结构中来;工会、妇联、工商联等群众团体亦处于国家的直接支配之下。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处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已经不复存在。

   首先,高调的改革话并不意味着明确的改革目标。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家都知道而且认同要改的是什么——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本次改革要改的是什么却不明确。强调进一步开放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上世纪的第一次改革目标并无不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未能明确二者到底为何种关系。特别是一再强调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前后的体制也不能相互否定;什么都不能否定还改什么?还能如何改?此外,在高调突出改革话语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两个必须一出就使得改革目标又变得模糊不清了。

  权力与资本的叠加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经济自主提供了契机,使得经济逐渐从国家的全面掌控中被释放出来,开始尝试着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为社会的发育和自主性提供了契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也在开始缓慢生长,一种更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形成。人们依稀从加速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中、从新兴的城市社区中,或是从各种各样自组织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中,看到了社会空间的有限开放和中国公民社会生长的可能。

   目标不明的另一表现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基本不提,却同时强调“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而在实际操作中,政体改革毫不松口,意识形态进一步收紧,控制言论自由和防止社会组织化更加严苛;这些都凸显出权力的主导作用。这就使得人们不免担心,虽然大力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市场背后仍然是权力之手,看得见的手比看不见的手更强大有力。正如秦晖所言:这“福利”不是那福利,这“市场”不是那市场;恰恰造成了“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之弊。

  

  但是,近年来,伴随着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及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一种相反的趋势也正在出现:我们这个国家似乎正在重新开始依靠权力来解决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试图用权力来包打天下的努力处处可见。而在社会生活领域,某种似曾相识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氛围正在被重新营造起来,权力主导一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以压制社会为代价扩张和强化权力的迹象清晰可见;在某些地区,权力的任性、霸道和恣意妄为显露得越来越明显;以权代法,重申法律为政治服务的趋势开始出现,以至有人认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中国的法治出现了明显倒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强化权力的过程甚至是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推进和展开的。

   其次,实行改革必须有开放相伴。比如上一次改革开放,倡导解放思想,要有开阔的胸襟,开放的心态,开明的思想,如此才能释放社会活力,带来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生机。但此次改革却难以感受这样的开放,唯有紧绷的神经,紧握的拳头,紧张的心态,遇有重大事件还紧紧捂住信息传播,让人们揣测、猜谜。实际上,仅有“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经济领域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全面的和真正的开放。

  《南风窗》:课题组提出社会重建的新思路,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现在需要重建社会?

  阻止社会的成长出自于大一统的治理思路。怕乱,惧怕多样性和多元社会带来混乱与不稳定。以为回到总体性权力就可以维持社会稳定,造就社会和谐。

   第三,改革共识难以形成。回想一下不难得知,上一次改革是有共识的,建政30年历经数次政治运动,致使经济停滞,民生凋敝,文化衰落,大家都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再也无法持续了,上下左右都有此共同的认识,所以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有着强劲的动力。而这一次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如果依然只将改革限定于经济领域,很难获得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普遍认同。原因在于孙立平所分析的“转型陷阱”的存在,“在这种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绑架社会、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的状况。 1 如此走样变形的改革,必然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许多民众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生怕遭受利益损失。“转型陷阱”的存在使得改革不可或缺的顶层设计没有动力,普通民众也没有动力,希望推动变革的社会进步力量又因重重打压而过于弱小,难以形成推动社会前行的力量。

  郭于华:首先,社会越来越不均衡:一是权力恶性膨胀,二是资本的恶性膨胀,再而是两者的叠加。权力失控,就是上面没有制约,下面没有监督,左右没有制衡。如此,权力必然是膨胀到一个恶性的程度,以至出现权力失控,为权力自身带来问题,甚至是腐败。权力失控也使得腐败变成难以治理的状态。

  来自于权力的社会恐惧症必然影响到普通民众。如果说权力对社会的恐惧表现为怀疑、排斥和否定社会自主性,限制、打压或吸纳社会的自组织,那么大众对社会的恐惧则更类似于医学意义上的心理恐惧症,其表现为:逃离公共领域、切断社会联系并禁闭自身。这种病症是由于长期以来总体性权力的强制性和不受约束造成大众对于单一权力核心的信奉与依赖,形成总体性权力是社会稳定之必要条件的迷思,因此造成对社会自主性的怀疑和否定。而权力对社会自组织的负面定义和高压维稳也必然造成大众在表达、追求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诉诸总体性权力的记忆与实践,从而主动避免公共参与和形成社会自组织。

   真正的改革目标不能仅仅指向经济制度,改革不能只着眼于民生。民主政治的建设、公民社会的发育都是改革的重要指向;落实依法治国,促进社会公正,才是民生的根本保证。具体而言,要改的应该是1989年以来形成的“弊政”——即二十多年来逐渐坐大的权贵体制,其内涵是特殊利益集团死保既得利益和所谓“红色江山”;以资源环境毁坏为代价的“发展”和压制民众正当利益表达的“维稳”,是这一权贵体制和权贵集团思路的集中表达。若改革的目标指向于此,则能在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形成改革共识。

  权力的任性专横、肆意妄为,并不罕见。在一些地方,官员大手一挥,随意就把老百姓几百平方米的房子拆掉,没有合理的协商机制,给补多少就是多少,老百姓不能讨价还价,不能提出自己合理的利益诉求。自焚、杀拆迁人员层出不穷,媒体报导的只是冰山一角。

  权力与大众对社会的恐惧及其相互作用形成了整个社会对社会自主性和自组织的排斥与否定,这是自主且自组织的社会在当前中国缺失的根本原因。

   改革的路径——集权还是放权

  另一方面是资本之恶。近年来一系列罢工和富士康事件,说明劳资失衡也是非常明显的。工人到底为什么最后选择了断自己年轻的生命?都是20岁上下的年青人,他们真的是绝望,看不到出路。在工厂里边,机械的、没有任何新鲜感、没有快乐、没有任何创造性的重复劳动,一天十几个小时,还要加班,然后回到冷冰冰的宿舍,同住的人不知到对方的名字,互不关心。人是社会性的人啊,你让他失去社会生活、失去社会性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的。

  

   三中全会决定第十条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以制度限制权力,使之在阳光下运行,可以说是本次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但如何达到限权的目标,人们却提出了不同的路径。特别是对成立专门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人认为此举必要,“必须以集权的方式推动改革,达到最后放权的目的”;也有人认为:“必须成立更高机构去强力推动改革。不是集权,而是解决改革很难推动这种状况的一个重大举措。这是因为改革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没有高层次的协调,改革是很难推动的。” 例如,改革进入攻坚期发改委本身应承担改革职能,然而其目前处于一种“早就需要改革”的状态,无法推动涉及到诸多利益突破的改革,所以必须成立一个高层机构来推动改革。(迟福林)

  资本之恶和权力之恶的叠加,形成进一步的社会失衡。国家的税收年年以两位数百份比增长,可见这个权力的实财力是非常雄厚的;另一方面,它又反过来配置、甚至垄断市场资源,导致分配失衡,让很多弱势群体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离不开社会

   以法外之权来推动改革,以集权的方式达到最后的放权,这个逻辑很难成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是权力、市场、社会关系严重失衡,其症结在于权力过大,又不受限制,权力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缺少左右制衡的横暴力量;甚至在有的地方出现公权力“私化”甚至“恶化”、“黑化”的趋势。独大而又不受控制的权力为了自保必然打压公民权利,侵犯民众利益,掠夺社会财富,加剧社会矛盾。为保护既得利益并获取更多利益,就须维持现状并进一步强化权力,由此,“维稳”,“劳教”,“双规”,“软禁”等法外手段就会大量使用。权力滥用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生态全方位恶化,甚至有趋向全面黑暗统治的危险。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这个维度不可或缺:既是制约权力,又要控制资本。这三者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均衡,能够彼此制衡,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但目前在中国,社会太弱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面对权力失控状态,真正的改革必须从限权开始。正像秦晖在本书中所说的,集权与分权都要以权力受制约为前提。而宪政所要做的就是限权——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维权——实现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平权——推进权力均衡与权利平等。宪法法律至上才有依法治国。这意味着必然改变现有的“维稳”思路。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化(或运动式)趋势与制度化建设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截然对立:制度化的核心是法治,而体制化的核心是人治;制度化要求法律在权力之上,而体制化则是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制度化的关键是权力的适当分散与制衡,而体制化的关键是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制度化的渠道是司法建设和社会建设,而体制化的渠道则是架设更多的政府部门和过度行政化;制度化认为稳定和表达缺一不可,而体制化则认为“稳定压倒一切”;制度化相信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而体制化则相信解决社会矛盾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 2

  《南风窗》:几年前,清华大学学者秦晖曾经提出〝第四部门〞的概念。他用了两个轴,划分了四个部门,横轴是强制和自愿,纵轴是公共和私人利益。第一部门(政府)就是用强制性的手段达成公共利益,第二部门(市场)就是用自愿的手段去实现私人利益,当这两个部门双重失灵时,第三部门就用自愿的手段去实现共同利益。秦晖进而提出第四部门的存在,就是用公权力去达成私人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或吴敬琏早年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或执政党提出政府要有所提防的特殊利益部门。应如何面对秦晖所说的第四部门?

  站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我们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产物的包打天下的总体性权力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一个疲弱、被动的社会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总体性权力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在特定历史阶段,总体性权力也许是社会有序与稳定的前提和保障,但是在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面对层出不穷、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总体性权力不仅应接不暇,而且因其自身缺少制约、官僚化、简单化等缺陷,反而会成为社会失序的根源。

   如何才能形成更有成效的治理能力?是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还是造就一种更强大的权力来包打天下?这将是我们面临的迫切抉择。依靠强大的权力有利于高效率办大事,这在中国已成为一种习惯。但正像吴敬琏在书中指出的:“依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做法早已走到了尽头,投入增长得很多,保增长的成效却愈来愈差。……旧的命令式经济体制的遗产还大量存在,政府和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强力干预和管控,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郭于华:其实我们的报告正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建设,才能形成比较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需要这样一个正常的、较均衡的、比较有效的治理结构,而不是由权力来包揽一切的,也不是仅仅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把这一切都配置好的。必须是多元的,也就是权力的归权力,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

   回顾一下世界范围内社会进步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或许是有利的。在近代历史中,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在与社会进步的互动中得到完善的。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转变过程中,总是有“社会保护运动”与之形影相随,交互作用。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由于财团和寡头垄断,权力与资本结合,官员腐败十分普遍,劳资矛盾尖锐,贫富差距加大。而从1900年到1917年,美国兴起了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反垄断、反特权、反歧视;争取平等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缓解劳资冲突;开展社会慈善运动、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这一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进行政治改革、重建法治规则、商业道德和社会价值的社会进步运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日后美国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企图用独大的权力包揽一切的做法,已经被中国的经济社会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在今天的时代,回到总体性社会的老路上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该做的是让众神归位: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这才是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正确选择。权力失控和腐败必然导致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于是社会冲突频发,上下交恶,以邻为壑,弱肉强食,规则不存,乱相环生。中国社会的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是各类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它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畸形发育,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在此情况下,唯有社会建设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保证,重建社会或许是我们走出这个困境的唯一路径。 3

  当然,其前提是让社会有一个正常的发育空间。中国的现实是社会非常弱小,真正高瞻远瞩的话,应该让社会逐渐地成长起来。

  人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进程并没有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因其“内在动力最终会破坏它自我再生产的条件”而走向必然的衰落。相反,资本主义似乎有着更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结构也不是变得更为简单和更加两极化,而是变得更加复杂和愈加分化,阶级斗争也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真实轨迹”并未提供支持马克思论断的证明,这恰恰是因为社会、特别是公民社会的存在和作用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持续和发展。

   真改革要动真格,落实改革大计重点不在文字,不在话语,不在解释,更不在宣传,而在实践。十八大之后,人们看到了一些尝试性的改革实作,例如废除劳教,改变计生政策,户籍制度变革的尝试,“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举措等等;这些当然都值得肯定。然而,人们同时也感受到与宣传上的改革开放不相吻合的收紧趋势。新改革若能触动既得利益、挑战权贵集团是值得赞许和期待的,但需要动真格挑战自身,才有实质意义。今天的改革难就难在跳不出“转型陷阱”,如孙立平所言,左陷极权,右陷权贵;前者是老路,后者是邪路,而原地不动,维持现状,也不是出路。其实说难也不难,宪政民主、依法治国的康庄大道就是正路和出路,关键在于改革要真正动起来、进步要抬腿走起来。

  

  对此,倡导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布洛维评论道:“经典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料到,资本主义内部发展出的社会再生产的多种机制会那么有活力、有弹性和有效力”。 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分析,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民社会与能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公民社会成为国家和日常生活进程相联系的一个新的斗争场所,使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利益得以协调。既与国家合作又具有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结合,稳定了阶级关系,又为挑战和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遏制了革命趋势。资本主义延续的另一原因,正是通过能动社会来抵御过度市场化、商品化的毁灭性后果。能动社会是以自由权利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保护运动,其意义在于保护社会的结构,保护维持公平正义的条件,制约具有毁灭社会倾向的市场力量,避免社会被市场所吞没。美国当年之所以能走出大萧条,并不仅仅是由于实行凯恩斯主义,由政府干预经济,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制度的建设”,“通过重建社会来拯救经济进而重建资本主义”,“将一个赤裸裸、血淋淋、人吃人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变为有福利制度和公民社会来保障的、可持续的现代资本主义”。 历史证明,一个健全的社会,对于日常生活秩序的形成,对于公平与正义的维护,对于形成市场经济的良好社会基础,对于防止社会结构两极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升挡”意味着改革加速,但若方向不明或路径不对则可能越加速越糟糕。改革再出发必须明确方向,选对道路,着手于消除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公”,通过清理权贵弊政,进行社会制度的全面改革,方能建立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好社会。

  权力、市场、社会的三角关系

   应当看到,即使到今天,这种建设社会、保护社会的努力仍然没有停止。有学者认为,近些年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的力量在急剧扩张,同时社会也在继续努力,以抑制资本的过度膨胀。近几年中,社会保护运动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有人据此将其称之为后全球化时代。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引起人们对不受规制的市场力量的怀疑。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政党甚至明确提出了“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主张。这进一步表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角色关系:社会是用来与市场相抗衡、矫正市场消极作用的;而国家的重要角色之一则是采取措施以保护社会免受市场侵袭。

   2014年3月16日

  

  如果社会建设对资本主义都如此不可缺少,我们作为以社会主义制度立国的国家又为何要惧怕社会呢?

  

  《南风窗》:共和国今天进入到第61年了。权力、市场、社会的三角关系在共和国历史下,如何回顾,如何展望?

  

   1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2012年1月发布,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郭于华:前三十年,共和国是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也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社会。在这样的体制模式中,国家对经济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掌控;政治权力渗透于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

  没有社会才更可怕

   2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2010年4月发布,载《领导者》2010年第4期。

  “总体性社会”固然迅速而有效地结束了战乱和动荡,一盘散沙的社会被高度组织起来,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国家快步走上经济建设之路。但在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弊端:国家动员能力极强而民间社会极弱;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原子化的民众,其间缺少缓冲地带;不仅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甚至社会本身的存在空间都被挤压得十分狭小;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 民众的意见凝聚和表达缺少必要的制度渠道。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而至其极,于是,这种体制模式也走到了尽头,改革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

  

   3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走向社会重建之路》,2010年10月发布;载《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9/10期。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总体性社会难以为继时的必然选择。以市场化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改革,将经济体制从行政权力的控制下释放出来,从而形成自主运行、自我调节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创造了“中国奇迹”。

  权力惧怕社会是出于自保而产生的对于社会的误识(misrecognition),而公众对社会的恐惧则来自于权力制造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如此上下互动必然形成社会建设的误区和阻力,不利于落实党提出的“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 的重要方针。

  

  吴敬琏先生曾指出,一部分人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经济繁荣和人民幸福就得以保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同样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社会建设的阻力之一是高压维稳,其结果是造成“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近年来大量的案例表明,旨在消除不稳定因素的维稳工作,实际上已经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其重要原因在于,现有的维稳思路往往是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的。于是,越是要强调社会稳定、强化维稳工作,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越是不能容忍民众的利益表达;民众越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越是倾斜,尤其是底层群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利益格局越是倾斜,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就越尖锐,不满情绪也就越强烈;由于正当的利益要求受到压制,一些群体或个人就只能采用体制外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于是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社会矛盾越是激烈,政府就越是要强化维稳工作,从而形成一种不稳定的恶性循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没有出口,无论是信访还是报刊,无论是网络还是社会组织,都难以成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有效渠道。实际上,当我们以稳定为由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起来集体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不允许被拆迁户就拆迁补偿进行讨价还价之时,维稳实际上已变成维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法企业和承包商利益的工具,成为维护开发商掠夺被拆迁户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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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6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已经用30年的实践证明了由权力包打天下是行不通的;我们又用了30年的实践明白了市场也不能包揽一切。在权力和市场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

  高压维稳还不可避免地造成体制性防卫过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而这种高度紧张、过分敏感状态会导致权力滥用——以维稳的名义不作为或者胡作为,必然带来更多更尖锐的矛盾与冲突。高压状态下的社会是很僵硬的,缺少弹性,因而必然也是很脆弱的。正常的公民社会实际上是能够在紧张、僵硬的关系中起到缓冲、和解作用的,公民社会越强大,发育得越好,社会其实是越稳定的。而在国家、市场、民众中间没有这个公民社会,刚性的稳定就会是很脆弱的。失衡的利益关系,断裂的社会结构,使任何一个偶然性事件都可能成为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导火线。而直到今天,在关于社会的本质、作用和意义上还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在一些人头脑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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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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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上面我们谈到建设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维度,在理论脉络下又当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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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于华:现时一般对社会的理解,通常是并行于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领域的概念,不言而喻,也就应该在政治经济之下。我们提出需要建设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作为领域的社会,要强调的更多是作为实体、作为主体的社会,拥有相对于国家和市场的独立性、自主性、自治性。

  相对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和相对于市场的“能动社会”构成了社会的两个基本面向。因为只有制约权力,才能避免形成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意义上的所谓政治专制主义;也只有平衡资本,使市场不至沦为放任的、无所制约的,才能形成波兰尼(Karl Polanyi)意义上的受规制的市场,避免形成市场专制主义。

  首先,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概念,是相对于霸权而提出的。霸权是什么,就是经过同意的统治权,不单纯是依靠暴力的、强制的国家权力。霸权是经由公民社会生产的,是要经过人民同意的,是一种带有协商性的,我自愿接受你,但我对你要有质疑、制衡的能力,这样一种权力。葛兰西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我们一个重要面向,不过我们更强调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权力并且对之加以约束的面向。

  公民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从事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并与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公共领域。各种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慈善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本元素。在这个公共领域中, 社会本着自我组织、自我规制的原则,在法治和民主协商的框架下自主运转,并与国家权力相制衡。

  其次,波兰尼提出能动社会这个概念,实际上针对市场的过度膨胀。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等,以此来抵御和规训市场。这种对市场过程做出积极回应的社会就是“能动社会”。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当前在中国要重建社会,有两个突破口:一是解决劳资关系的突破口,二个是解决官民关系的突破口。两者目前在中国社会都非常紧张,张力非常大。富士康事件揭示的,是不惜代价追求GDP增长的发展主义模式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们需要能动社会的建设,确立让劳资双方进行利益博弈的机制,以均衡劳资关系,让工人的能力强一些,不能那么失衡。

  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揭示的,则是于建嵘先生说的非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些民众对官员、对政府往往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即使一件小事,哪怕跟个人没有直接利益关系,都可能成为导火索。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我们归纳为社会信任结构崩解。所以我们需要公民社会的建设,促进民众的正当利益表达,形成社会协商机制,有助官民关系正常化。

  《南风窗》:NGO的发展,是公共利益表达和民众的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在重建社会的命题下,NGO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局限在哪里?

  郭于华:一般认为, NGO是公民社会的生长点。可是,发展不是数量化的概念,不是个数越多发育越好,不能光有数没有质。沈原提出“形同质异”的概念,就是说长得像,但内在的本质不是。我觉得这个里边最大的差异就在“自”和“被”之间的差异。真正的NGO应该是自律的、自己组织的社会群体,但是在中国且不说NGO,连志愿者都是“被志愿”、被组织、被掌控的,最不能被的都被了。

  就中国社会现实而言,很多NGO都是从体制中出来,在人事关系、组织结构、资源配置上,和官方有很多很密切的联系,并未充份体现NGO应有的独立性、自主性。真正的NGO建设,应该跟社会建设是一个方向的。可是,制度上的制约,比如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我们的报告中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当局应向社会组织开放合法性空间。当然,NGO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官僚化、谁来制约他等等,但是起码你得先让他先长出来,然后才能往好的方向走。

  《南风窗》:报告里边提出當前存在一种对社会的恐惧症。谁对社会恐惧?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恐惧症?如何去克服这样的恐惧症?

  郭于华:人们心目当中有一种魔障,我们给它命名为恐惧症。权力对社会的恐惧,用了一种假想敌的方式把社会视作洪水猛兽,对和谐稳定构成威胁。这是个天大的误解。我们在第一份报告中,提出 “不稳定幻想”的概念,就是把什么东西都看成不稳定的因素,比如一个中学里边列了不稳定的因素,其中居然把学生对伙食有意见都列为不稳定因素。这豈非草木皆兵吗?“社会恐惧症”和“不稳定幻想”,有类似的比喻作用,指的是一种高度紧张、过度敏感,是一种病症的表现。

  权力市场社会三者若然形成正常均衡的关系,良性互动,是有助于和谐稳定的。民众通过自我组织的方式,把诉求凝聚起来,在法制的渠道内,合理合法地表达,维护自身权益。相比像瓮安事件似的,哗地一下大家都上街了,突发性的,街头暴力的,不可预计的。你说哪个更有利于稳定?真正的社会建设,其实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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